2005年10月15日 星期六

混淆不清的族群問題

台灣的族群問題所以特別難解,主因是台灣政治往往把族群分歧、統獨之爭、民主化、本土化四者混為一談,但四者的性質並不相同:

一、族群分歧:本省人和外省人之爭。

二、統獨之爭:台灣人和中國人之爭。

三、民主化:被統治者和統治者之爭。

四、本土化:本土人民和外來政權之爭。

族群問題常和統獨之爭混為一談,因為兩蔣時代的外省人,幾乎都主張統一,常被先入為主等同於統派,獨派往往也認定外省人多懷有「大中國情結」,常會懷疑外省人對台灣的國家忠誠。由此衍生出來的族群分歧,還牽涉到對歷史認知的差異,包括對日抗戰和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詮釋,歷史功過的歸因,以及面對歷史的態度,都有很深的族群歧見。

族群分歧也常和民主化或本土化混為一談,因為在兩蔣時期,統治菁英多為外省人,又對本土文化百般歧視,在1987年解嚴以前,不少獨派人士常將兩蔣政權等同為「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」,為了便於動員反對力量,往往將所有外省人打成「外來政權共犯」,抹煞了外省人內部的階級差異。

這些概念上的混淆,原本可以透過理性討論加以澄清,但由於族群問題長期被視為禁忌,反而因此以訛傳訛,積非成是,累積了許多非理性的互相懷疑和恐懼。直到今天,有些外省人還認定「台獨就是要把外省人趕走」,甚至我還認識一位外省老伯伯,竟然以為二二八事件「純屬台獨份子杜撰」,始終認為「其實死了更多外省人」。反之,也有不少本省人對外省人充滿偏見,認定外省人都是「統派」,都可能在兩岸生死關頭「出賣台灣」。

這種介於不同族群的認知鴻溝,所衍生的非理性恐懼,往往令人不可思議。舉例來說,2000年總統大選期間,有位與我素不相識、住在台中縣鄉下的本省中年婦女突然打電話給我,說她已經好幾個禮拜失眠了,因為她實在太害怕宋楚瑜當選,問我該怎麼辦。我問她到底怕什麼?她說宋會出賣台灣。我說即使宋當選,也只是少數總統,在國、民兩黨和民意監督下,怎能出賣台灣?她想了半天,始終回答不來,但扭捏了半天,內心仍然充滿疑慮。最後她只好對我說:「坦白講,我不知道為什麼,總是感到害怕」。

我終於見識到,什麼是「說不出來、沒有理性、沒有根據」的內心疑懼。同樣對民進黨的非理性恐懼,我相信在部份外省人身上,也能完全適用。

消除恐懼,需要營造互信,營造互信的第一步,就是「說清楚,講明白」。首先要克服自大,從自以為是的世界走出,不預設立場、不卑不亢、不悲不喜、迎接多元世界的衝擊。精神分析大師Freud說得好:「革命的性質雖然有別,卻有共同特點,就是把支撐人類自大的巨柱,一根又一根推翻」。唯有克服自大,才不會淪為歷史的俘虜,才能自由自在,誠實面對自己,冷靜面對台灣。

認識台灣,觀察要絕對精確,對於邏輯上的錯誤決不可慈悲。

告別悲情,經驗要絕對多元,對於情感上的執迷決不可容許。

畢竟,如果我們釐清族群、統獨、民主化、本土化的概念區別,我們將會發現:原本自以為是的因果關係,未必符合政治現實。舉例來說──

一、族群認同和統獨立場未必有關。

外省人未必主張統一,也可能主張台獨(如外獨會)。同理,本省人也未必是獨派,也可能是統派(如朱高正)。

二、族群認同和民主立場未必有關。

多數外省人和國民黨統治階級並不相干,只因為職業多為軍公教,因此和政權關係較為密切,有些外省人所遭遇的白色恐怖,甚至還超過獨派人士。同理,即使舊國民黨統治菁英多為外省人,但本省人也有和舊國民黨密切合作的統治階級,同樣曾經壓迫過民主運動。

三、族群認同和土地認同未必有關。

外省人和台灣文化隔閡,未必是反對或輕視台灣文化所致,只是因為不熟悉或沒有機會欣賞而已,外省人不會說台語,也未必是情感上的排斥或鄙視,而是因為缺乏足夠的學習機會。同理,本省人對八年抗戰沒什麼感觸,也未必是不認同中華民族或不愛中國,只是因為缺乏歷史體驗而已。

如果我們能夠如此區分,族群認同就不再是複雜糾纏的情感問題,既說不清楚,也講不明白,又充滿了說不出口的疑懼。我們必須承認,基於不同的歷史背景,不同族群已經發展出不同的認同和利益,族群分歧固然有爭取認同尊嚴的感性層面,應該導向多元包容的互相欣賞,但也有爭取利益分配的理性層面,應該導向現實合理的公平解決。

區分族群認同與族群利益,將有助於我們釐清族群政治的現實。舉例來說,不少本省人認為,本省選民比外省選民更少族群意識,因為本省人往往可以不分族群支持外省候選人,但外省人往往只要有外省候選人參選,就不太容易支持本省候選人。最常被提出的例子,就是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,陳水扁儘管政績不凡,原本支持新黨的外省選民,卻為了扳倒陳水扁,寧可拋棄新黨、支持同為外省人的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,引起許多本省人的反彈,產生「台灣人選台灣人,外省人選外省人」的不滿。

但從現實的族群政治來說,少數族群擔心自己被多數族群邊緣化,因此產生較強的危機意識和凝聚力,並傾向支持自己的族群代表,幾乎舉世皆然,例如美國黑人、拉丁裔、愛爾蘭裔、猶太裔、義大利裔、日本裔,只要有自己的族群代表參選,往往都會義無反顧動員支持。這並不能理解為美國少數族群排斥白人,而是因為身為少數,擔心自己被邊緣化的防禦心理所致。

換句話說,少數族群的自我防禦,與其說是感性的認同排斥,不如說是理性的自我防衛。正因為美國人多抱持這種現實的族群政治觀點,儘管美國的族群分歧特別複雜,仍能透過實際的利益分配,化解錯綜複雜的族群之爭。

不可諱言,美國也有部份白人政客,尤其是右翼共和黨或南方民主黨人,並不在乎少數族群選票,只求獲得白人支持,但這些極端份子畢竟無法成為全國性領袖。在美國總統大選中,有時固然因為候選人的意識型態較為鮮明,導致族群衝突成為主要的競選議題,但這畢竟並非常態。例如,戰後美國兩次族群對立較激烈的總統大選,一是1972年共和黨的尼克森對抗民主黨的麥高文,有70%白人支持共和黨,近90%黑人支持民主黨。另一是1980年共和黨的雷根對抗民主黨的卡特,有80%黑人支持民主黨,56%白人支持共和黨。兩次原因都很類似,都因為兩黨候選人的意識型態強烈,使共和黨的自由經濟訴求和民主黨的福利人權訴求,很難找到妥協的空間,因而使較傾向福利人權的黑人選民,更加倒向民主黨。但這兩次經驗,畢竟是美國政治的例外。

對多數美國人來說,美國公民首先自認為是一個理性自由的個人,然後才是屬於某個感性認同的族群,因此個人只要能力條件夠,主張言之有物,加上競選策略得當,往往能夠得到跨族群的支持。以洛杉磯為例,1973年黑人人口只佔15-18%,但警察出身的黑人市議員Thomas Bradley,仍能代表民主黨打敗共和黨的白人候選人,首次為黑人贏得大城市的市長寶座。Bradley的選票來源,分別來自91%黑人、51%墨西哥裔、46%白人,他的空前成功,已為少數族裔競選首長提供了一個致勝模式:亦即以自己所屬的少數族群為基本票,聯合其他少數族群建立同盟,進而爭取多數白人族群的認同。

多數白人對少數黑人的包容,陸續表現在黑人公職的大幅擴張。在洛杉磯產生黑人市長之後,1983年4月,民主黨黑人Harold Washington贏得芝加哥市長;同年11月,民主黨黑人William Goode 也當選費城市長;隨後在1990年初,又由Dinkins贏得紐約市長,使美國四大城市的首長,都曾由黑人擔任。即使在全國性的總統大選中,黑人民權領袖Jessie Jackson也曾在1988年,角逐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,儘管並未成功,但影響力已經深入黨內。1990年波灣戰爭結束後,較保守的共和黨也一度傳出,聲望極高的黑人參謀長Colin Powell有可能競選1992年總統,後來因為個人理由才作罷。

美國人唯才是用、跨越族群藩籬的務實做法,當然也不只促成黑人的崛起。另如1964年當選美國總統的甘迺迪,既是少數的愛爾蘭裔,也是少數的天主教徒,卻能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受人民懷念的總統。紐約州州長郭莫(Cuomo)出身義大利裔,最近剛當選華盛頓州州長的駱大衛(David Locke)是華裔,影響美國外交頗為深遠的兩位國家安全顧問,季辛吉(Kissinger)是猶太裔,布理辛斯基(Brzezinski)是波蘭裔,前白宮幕僚長蘇努努(Sununu)則是黎巴嫩裔,這些人的少數族群身分,都未妨礙他們在政壇的成功。

有人或許會說,美國和台灣不同,因為美國白人和黑人只有族群分歧,並未牽扯到國家認同之爭,但台灣的族群分歧則和國家認同糾纏不清。問題是,這些自以為是的糾纏不清,即使早期的確如此,目前也愈來愈不具有意義。尤其當「特殊兩國論」已經成為朝野共識之後,當「新台灣人」已經成為跨族群的認同符號之後,再把族群問題扯上統獨之爭,恐怕並不妥當。同理,當本省人已經成為政治主流之後,當本土文化已經不再受到政府打壓之後,再把族群問題扯上民主化或本土化,恐怕也已經失去了原來的改革內涵。

事實上,在2000年總統大選期間,就有一群外省籍的專業人士,因為認同陳水扁的本土改革,主動成立「新台灣人扁友俱樂部」。擁宋選民也有六成以上是本省人,並不在意宋的外省人身分,只因為他們認同宋的勤政愛民。顯而易見,已經有愈來愈多台灣人民,能夠跳出舊有的族群窠臼,不再想當然爾把族群認同和統獨認同混淆起來。

我們發現:民主化的驅動,一方面固然使族群問題浮上台面,另一方面也使族群問題愈來愈清楚,愈來愈現實,愈來愈能釐清族群問題、統獨問題、民主化、本土化的區別。迎向新世紀的台灣,如何超越糾纏不清的族群矛盾,邁向人人平等、唯才是用的新政治,台灣領袖顯然責無旁貸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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